腊月廿八的县城小学门口只剩两个卖糖葫芦的摊子

腊月廿八下午，我路过县城实验小学门口。往常挤满接送家长的巷子空了大半，两个卖糖葫芦的摊子孤零零杵在风里，竹签上的山楂裹着薄薄一层糖衣，半天没卖出去一串。校门紧闭，门卫室里坐着个烤火的老头，脚边趴着条黄狗。墙上的期末考试成绩单还贴着，红纸被风吹得卷了边，几个名字露在外面。这条街的冷清来得突然，学校一放假，周边七八家文具店、两家托管班、一家卖炸串的，全都跟着歇了。一个孩子念书，牵动的何止一间教室。

我站了一会儿，想起小时候寒假前最后一天，老师把寒假作业发下来，薄薄一本，封面印着生肖图案。那时候作业不多，抄生字、做算术，三天就能写完，剩下的时间全归自己。现在的孩子不一样，朋友的儿子上四年级，期末考完当天晚上就进了补习班，数学英语两科连上八天。他家住城东，每天骑电动车送孩子穿过半个县城，路上要花二十分钟。补习班在一栋老居民楼里，三室一厅改成四间小教室，客厅摆着二十来张塑料凳。我去接过一次，楼道里全是等着的家长，有人刷手机，有人靠在墙上打瞌睡。

教育这件事，在县城里变得很具体。具体到一套学区房的价格，具体到班主任排座位时谁坐第三排，具体到过年走亲戚时被问起孩子考了多少分。我表姐在乡镇小学教了十五年书，她说以前家长来学校只说一句“不听话就打”，现在来学校先问“老师你什么学历”。乡镇学校留不住年轻老师，考进城的考进城，调去市里的调去市里，剩下的多是本地中年人。表姐带六年级，班上四十三个学生，父母都在外打工的有二十一个。寒假作业里有道题让写“和爸爸妈妈一起做的事”，交上来一半是空的。

城里又是另一番景象。我认识一个开书店的，铺面不大，靠卖教辅和文具撑着。他说每年开学前两周最忙，家长拿着书单来配齐，一套下来两三百块是常事。有些书买回去根本不翻，但别人买了自己也得买。他隔壁是家英语培训机构，去年换了三个老板，最后那个撑了四个月就关门了。家长交钱的时候痛快，退钱的时候找不到人。后来听说那个老板去了省城，在另一个区又开了一家。教育在县城成了一门需要精打细算的生意，投入和产出算不清楚，但谁也不敢先停手。

我有个初中同学在县中当老师，教物理。他说现在学生比以前难教，倒不是脑子笨，是心思散。手机收上来一部又一部，有些孩子半夜躲在被窝里刷短视频，第二天上课打瞌睡。他试过在课堂上做实验，用矿泉水瓶和吸管讲大气压，学生看得起劲，但一考试还是不会。他说教育这件事，学校能做的其实有限，一个班五十个人，一节课四十分钟，分到每个学生身上不到一分钟。剩下的全靠家里。可家里呢，父母要么在外面打工，要么在店里忙到晚上十点，能盯着写完作业的就算不错了。

那天空荡荡的校门口，最让我在意的是墙上贴的成绩单。红纸黑字，前十名用金粉描过，后面跟着一串及格和不及格。这些名字背后是一个个具体的孩子，有的过年能拿到压岁钱买新鞋，有的可能连寒假作业都懒得翻开。教育在县城像一条河，有人顺水，有人逆水，更多的人在岸边看着。河往哪流，没人说得清。我走的时候，卖糖葫芦的老头终于开张了，一个穿棉袄的女人买了两串，说是给家里两个孩子带的。她走远之后，巷子又安静下来，只剩风刮着那张卷了边的红纸，哗啦哗啦响。